其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典当恢复的根本原因。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各方面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实际上，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兴办特区、发展私营工商业、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等一系列重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的步伐早已迈开。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对此，中国金融界开始寻找对策，酝酿改革，彻底打破金融领域长期以来，"只此一家，另无分店"的沉闷局面。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1年12月，中国投资银行诞生；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组建。

然而，尽管金融机构重大改革、各类银行破土而出，给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它对于私贷业务日益增大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仍有许多不便之处。总之，国有银行的的私贷业务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份逐步扩大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行作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私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新问世的客观条件。

其二，改革开改政策的实行是典当恢复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典当行东山再起提供了良好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依赖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行。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升温，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力度也在加强。

中国金融界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除信用放款形式之外，担保放款形式的重要性，并逐步加以提倡。而这种提倡，正是以专营质押放款为业的典当行得以复兴的前提条件，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加速行进，和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机构结构方面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其三，思想政治观念的转变是典当恢复的重要原因

典当行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走向坟墓以后，几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无一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给予严厉指责，而且各种偏贝，根深蒂固，甚至直到90年代初期仍骂声未绝。《辞海》(1979年版)在解释"典当"辞条时称其为："旧中国以收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利率极高，剥削严重。"同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也说：典当行是"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1985年出版《经济管理大辞典》指出，典当行是"旧中国以实物抵押为条件的一种高利贷。"1990年版《中国金融百科全书》认为，典当行是"重利盘剥贫民的信用机构"。而1991年出版的《简明资本论辞典》则这样描述："向当铺借款的多数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当铺对他们进行惨重的剥削。"以上论断，并非来自中国全部权威出版社，但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人们对典当行的认识是何等的固执和偏颇。明显带有片面性却不求改正。究其根源，就在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造成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随着思想解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典当开始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1988年版《辞源》说，典当行是以"经常押物借钱的店铺。"1990年出版的《物源百科辞书》指出："从历史的观点上看，典当只是一种经营方式。"1992年版《中央银行知识辞典》也说："典当商行是经营小件动产抵押放款的信用机构。"这里我们看到，对典当的解释已没有了政治色彩，而是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实践告诉我们，若要在中国大陆上从事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包括重新恢复典当业，必须有股闯劲，甘冒风险。不怕有点资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只有摘掉有色眼镜，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事物，才能在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领域里迈出新的步伐。典当的复兴，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它是人们思想政治观念彻底更新的产物。如北京出现的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服务行，早在1992年5月就开始筹建，但因主管部门及有关市领导迟迟拿不定主义，就是批不下来。后经市最高负责人批示"先试办一个"，才得以从同年11月20日挂牌试营业。

其四，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是典当恢复的社会基础。

典当在中国源远流长，一直存在了千余年，已如前述。它反映了典当业不仅是商品经济领域里卓有成效的金融行业，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过程中对典当行这种民办金融机构的传统接受程度。这种历史文化传统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借贷方面。中国过去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长期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信奉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偶遇生活及少量的生产急需，也仅以取得小额贷款为主。在封建社会金融机构缺乏的情况下，只有经营质押放款业务、利息尚可接受的典当行，最适合他们的需要。除此之外，小生产者则被迫求助于民间直接信用即高利贷。近现代钱庄、票号、银行相继出现之后，小生产者的这种借贷传统仍未有大的改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典当行的消亡，受小生产者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往行社筹款不易的情况下，便把借贷方向主要转到民间借贷这种惟一被其早已习惯的借贷形式上来。解放以来至今，民间借贷始终存在，且政府屡禁不止，最后只好不禁，就是证明。

第二是在放贷方面。典当行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金融机构，并且延续的时间最久。这种情况导致历代造就和培养了相当一批经营典当业的专业人才，同时在许多省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经营典当业的历史传统。以山西省为例。山西人擅于经商，由来已久，著称中外。尤其是在金融业方面，均营放贷的票号、帐局、典当号称三大支柱。晋商开当，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清乾隆九年(1744年)，全国典当行万余家，山西一省就占4695家；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北京以外的典当行有7000多家，山西一省则有1713家；清末民初，北京有典当行200家左右，而其中殷实大户皆为晋商，各把持一二十家或二三十家典当行不等，至少约占京当数目的一半以上，人称"山西屋子"。时有民谣云："西商妙算果通神，典当重开用现银；就便新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饶人。"如此开当传统，对后世颇有影响。尽管建国后典当行已经销声匿迹几十年，但毕竟有人对此轻车熟路、兴趣浓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晋商开当之风再度兴起。最早经营典当行的是山西运城地区、临汾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晋城县，尤以运城地区为盛。

其五，国外典当潮流的影响是典当恢复的动力之一。

典当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业，典当行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金融机构，干百年来沧桑多变、盛衰交替。然而，在中国典当业处于人为消亡的年代里，尽管国外典当业也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富裕程度提高、银行业务繁荣等因素趋于低潮，但却始终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典当业又开始重新倔起，且渐有趋于兴旺之势。